英俄谍战前传:苏联间谍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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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8-10-19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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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22日,谋杀前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的嫌犯安德烈·卢格沃伊。

英国震怒,竟然有人在它眼皮底下做出骇人听闻的恶行。

恶行发生在2018年3月4日,索尔兹伯里的一家购物中心里。一名路人看到一幅怪异的景象,一位66岁的老人紧靠在一名30岁的女子身上,两个人都眼睛迷茫地望着天空,手里还做着奇怪的动作,看上去就像是嗑了迷幻药。急诊室的医生和护士们开始也如此认为,但很快,这些医护人员也出现了红疹和气喘的症状。将这一老一少送来的两名警察,症状更加严重,其中一名警官甚至一度陷入重度昏迷。

医院拉响了警报,急诊室进行了封锁,购物中心的街道上出现了穿着黄色防化服的工作人员进行消毒和取证。到3月12日,购物中心附近区域的警戒级别已经提升到最高级。据初步估计,周边已经有38人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警方在这一天公布了初步的调查结果。这次生化袭击使用的是一种罕见的军用级别有机磷神经毒剂,名为诺维乔克((Novichok),是已知毒剂中毒性最大的一种。但最重要的是,这种危害性巨大的神经毒剂的始作俑者正是苏联。

自从1973年这种神经毒剂在伏尔斯科附近的史哈尼研究所分部被研发成功后,就一直秘密隐藏。直到1992年9月12日,一名参与研发工作的化学家维尔米尔扎亚诺夫才出于道德义愤,在一篇题为《被毒化了的政治》的文章中公开了苏联及俄罗斯政府研制诺维乔克的事实。不久,他在家中被克格勃特工逮捕,以泄露国家机密为名判处监禁。

而这次诺维乔克袭击的直接受害者,66岁的老人斯塞格耶·斯克里帕尔正是一名前联克格勃情报人员。苏联解体后,他仍然留在俄国家安全局工作,其主要任务就是搜集英国情报。在1990年代初,他的间谍行迹被英国情报部门军情六处发现,后者成功地策反了他,让他成为了表面上为俄罗斯效力、暗地里服务英国的双面间谍。在他协助下,至少有300名潜伏的俄罗斯海外间谍身份暴露,遭到秘密逮捕或“消失”。直到2006年,斯克里帕尔双面间谍的身份才被暴露,他被俄罗斯法庭以最高叛国罪判处13年徒刑。仅仅服刑四年,他就在俄英一次秘密间谍换俘中被换回到英国。军情六处给了他新的身份和资金,让他得以过上安稳的退休生活。这一切仍未让他免遭生化毒剂的暗杀。

斯克里帕尔不是唯一在英国遭到暗杀的投敌俄国间谍。2006年,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的前苏俄特工,在伦敦一家高档酒店里喝了掺入放射性毒物的茶水后身亡。在遗书中,利特维年科将矛头直指俄国政府,声称是俄国总统普京下令暗杀自己,杀人灭口。

时隔12年,针对变节俄国间谍的暗杀惨案再度发生,各种疑点仍然指向俄罗斯,而且造成的公共恐慌比12年前更恶劣。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公开作出强硬表态,指出斯克里帕尔的谋杀案“有很大的可能由俄罗斯负责”,并在一周内驱逐了23名未向英国官方申报的俄罗斯大使馆情报人员。实际上,英国政府的反应已经太迟,俄罗斯间谍早已成为了英国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是神经大条的英国人自己习焉不察而已。

鼹鼠:渗入帝国主义老巢

流亡者的日子不好过,做一名俄罗斯政治流亡者的日子更是难捱。弗拉基米尔·阿舒尔科夫深知这一点。这位俄罗斯政治异见人士因为反对普京而受到人身威胁,在2014年逃往伦敦,并在次年3月获得政治庇护资格。尽管伦敦宽松的社会氛围让他欣慰,但他仍然不能完全掉以轻心。暗中注视的目光如芒在背,寂静处响起的脚步声也让他疑神疑鬼。在与俄国流亡者的聚会中,顺着眼角的余光,他能觉察到角落里独坐一隅的神秘男子正在侧耳谛听他们的谈话;当他返回住所时,经常会发现屋里的物品不在原先的位置上。

在伦敦,俄国流亡者被间谍跟踪乃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客居已久的流亡者已经学会对万里之外克里姆林宫监视的目光故作无视。他们深知,无论自己身处何方,总会有来自祖国的眼线如影随形。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里毕竟是英国,他们不会当众开枪。

流亡者和跟在他们身后的间谍们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不过是在扮演一个世纪前自己前辈的角色。俄国最初向英国派遣间谍的使命,正是为了监视那些不安分的流亡者。

1917年,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对外间谍机关。但随着内战的爆发,支持白俄反抗军的西方各国幕后势力,使新生的革命政权不得不认真考虑建立一个秘密对外谍报机构,以便搜集各国对俄的军事、政治情报,同时在内部进行反间谍活动。1919年12月,全俄特别处处长会议最终做出决议,鉴于“国内反革命活动受国外领导,白匪的各个中心可以在国外随心所欲、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在1920年初,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特别处设立了一支对外间谍分队“国外科”。十个月后,由于对外谍报工作范围的扩大,在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的指示下,“国外科”被扩张为新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外处”。之后,随着契卡于1922年改组为权力更大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国外处的工作范围也扩大到世界各地。国外处处长特里利赛尔亲自划分了北方、波兰、中欧、南欧和巴尔干、东方以及美洲六个区,根据每个区不同情况派遣间谍,进行渗透。

在1930年代之前,国外处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对流亡国外的白俄组织进行秘密监视和渗透。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它很自然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北方和波兰这紧邻苏俄本土的两个区,但情报人员逐渐发现,间谍工作在这些地区很难开展,效果不彰。原因很简单,东欧地区的各国政权大都处于专制政体的统治下,保守的政治制度和封闭的社会环境让外来人员很难渗入。民众与上层政治的隔绝,也让谍报人员很难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反而是那些民主政体下的欧美国家,间谍渗透要容易得多。像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俯拾皆是,一名俄国间谍混迹其中根本不会遭受怀疑,即使进入公务机关,也不像苏俄那样要严格审查出身背景。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了各种派别都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政府机关的政务公开透明,高层在上午讨论的政务,中午就会出现在各家报纸上。极左和极右势力可以在街头公然发生冲突,司法机关事后只会按照妨碍治安略加薄惩。总而言之,无须顾虑。

开放社会成为了间谍渗透的天堂。1924年,苏联与英国建交后,苏联国外处就在对外代表处的官方幌子下设立了英国第一个驻外谍报机关。谍报机关的主要情报员,代号“B-1”的真身,竟然是英国左派的知名人士、《每日先驱报》的名记格尔曼。格尔曼的情报工作除了要对外掩盖自己的间谍身份外,可以说一切行动都是公开的。周围人都知道他与英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记者前去采访那些政界要人,从他们口中顺理成章地套出所需的情报。

“我们得到情报的来源源源不断,唯一需要甄别的是情报的真伪”。英国成为了俄国情报工作的重镇。即使是在1927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因为英国共产党涉嫌煽动叛乱而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之后,这种间谍工作仍然没有停止,反而蒸蒸日上,1930年代被称为俄国间谍在英国的“白银时代”。老练的俄国间谍伊利克于1929年在伦敦创办了一家“新闻事务所”,招揽大量记者和报社职员以新闻采访为由进行情报搜集工作。这些记者间谍办事速率非常高效,打入高层更是得心应手。其中两名记者甚至顺利打进了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和外相亨德森的圈子。也正在这个黄金时代,在英俄国间谍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剑桥五杰”横空出世,这是一枚暗藏的定时炸弹,将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彻底颠覆人们对间谍的定义。

双面人:“剑桥五杰”与俄国间谍的黄金时代

从表面上看,阿诺德·多伊奇长着一副人畜无害的相貌,谈吐优雅,文质彬彬。见过他的人会被他那“敏锐的目光和坚毅的面容”所深深吸引。在邻居们眼中,这个从奥地利负笈来英的青年学生是位恪守清规戒律的犹太教徒,在伦敦大学里进修心理学。在他那幢位于汉普斯特德劳恩大道上的临街公寓里,经常有一些来自剑桥、牛津的青年学子进进出出。不过这个社区本来就以青年知识分子聚集地闻名,所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只有多伊奇自己知道他真正的秘密身份。在1938年12月5日呈递给苏联内务人员委员会的履历中,多伊奇详述了自己的特殊工作经历。他早在1920年就在维也纳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大学生自由联盟”。1928年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到莫斯科参加了运动会,旋即进入共产国际联络部驻维也纳的地下组织。之后,他先后在希腊、巴勒斯坦、叙利亚、巴黎等地进行地下工作,最终在1933年被派往英国成为情报部门的领导人之一。伦敦大学的学业只是“为了做掩护”。但多年的地下谍报工作让他非常完美地扮演了这个学者的角色,也让他轻松收割了一大批自以为和他一样是大学同道的年轻学生加入到俄国在英国布下的间谍网中。

多伊奇吸引这些年轻学生的秘诀只有一个:意识形态。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席卷了整个欧美世界,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普遍失望让苏联得以趁机而入,用新式理想填补人们空虚茫然的内心。成百上千的西方知识分子抱着朝圣的心情前往俄罗斯,去见证一个社会主义黄金盛世的奇迹。苏联宣传机器所展现出的活力四射的新兴国家,与死气沉沉的旧大陆形成了鲜明对比。崇拜苏联,在1930年代是西方世界的一种时尚。当多伊奇向环绕在身边的大学生们娓娓动听地描述苏联的光明愿景时,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迷恋的神采。

迷恋最深的,就是后来被称为“剑桥五杰”的五个人:安东尼·布伦特、盖伊·伯吉斯、唐纳德·麦克莱恩、金·菲尔比和约翰·凯恩克洛斯。尽管内务人民委员会认为这些人太过年轻,而且出身资本主义国家,未受过苏联意识形态的全面熏陶,并不看好他们,多伊奇却在报告中为这些人的未来前景打下包票。

除了出身的优势之外,多伊奇更相信,这些年轻未谙世事的头脑更容易被灌输意识形态,塑造忠诚。他使这些年轻学生相信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与正在崛起的法西斯主义是一丘之貉,唯有加入共产国际的队伍,才能与法西斯进行秘密战斗。这种正邪大战的理想俘获了他们渴望荣耀的心灵。他们叛逆的性格也让多伊奇感到可资利用。布伦特和伯吉斯都是同性恋,麦克莱恩是双性恋,菲尔比和凯恩克洛斯则纵欲无度,英国社会传统中的清规戒律让他们衔恨刻骨,只有绝对的仇恨才能让人彻底背叛自己的祖国,倒向敌人的一方。

一如多伊奇所料,在知识分子引领社会风潮的西方国家里,一个被劝导成功的年轻学生日后发挥出的作用将不可限量,而且文人的道德感,会使他们的忠诚度比那些用钱收买的线人甚至职业间谍更加高。麦克莱恩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外交部,在面试时被问及剑桥时期的共产主义倾向时,他决定用坦诚来打动考官的心:“是的,我曾经有过那样的观点,至今仍未完全摆脱”,这个故作稚气的回答果然赢得了考官一笑。凯恩克洛斯也进入了外交部工作,整个1930年代,大量英国内部外交情报都通过他们之手送达斯大林的案头。伯吉斯则利用自己独特的性取向“攻进了”敌人“内部”。在晚年的回忆中,伯吉斯毫不讳饰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希特勒青年会的成员发生关系”。布伦特则进入了英国负责军事情报的军情五处。

“剑桥五杰”中最出色的间谍就是金·菲尔比,但他的间谍生涯走得也最坎坷。1940年,菲尔比在伯吉斯的安排下进入了军情六处D小组。出色的工作业绩让他仅仅用了四年时间就成为了小组领导,其任务正是负责监控苏联活动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他可以借阅英国特工在国外的活动档案,把它们传给苏联的情报线人拍照发送。

但他的忠诚受到克里姆林宫的怀疑。“剑桥五杰”的导师多伊奇在“大清洗”中被处决,怀疑旋即降临到“剑桥五杰”的头上。1943年10月25日,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报告认定“剑桥五杰”是为英国秘密部门工作的双面间谍,这些“鼹鼠”从事的活动是为了毒化克里姆林宫,菲尔比的情报尤其是“误导的明显表现”。

直到1944年,菲尔比等人双面间谍的怀疑才被解除。克里姆林宫为菲尔比颁发了“一百英镑的奖金或价值相同的礼物”,感到沉冤得雪的菲尔比悲欢交集:“十年来,从未像今天得到克里姆林宫的这份礼物一般深深打动我心,也从未像听到你们感激的口信那么令人感激涕零”。凯恩克洛斯则被授予斯大林亲自下令颁发的红旗勋章,但为保险起见,这枚勋章只能存在莫斯科。

同一年,菲尔比被晋升为新成立的第九处处长,专门负责搜集关于苏联间谍和颠覆活动的情报,工作范围是英国本土外的全世界。麦克莱恩被任命为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伯吉斯主管外交部新闻司,布伦特则任职于盟军军事总部。苏联间谍进入了“黄金时代”。从伦敦到华盛顿,每个西方大国的政府部门都安插了苏联的“鼹鼠”。在欧洲,他们说服盟国将东欧拱手让给苏联;在远东,美国政府高层暗藏的“鼹鼠”控制了外交部门的对华政策,劝诱领导人放弃支持国民党。到1940年代末,似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苏联势力在全球的渗透。

但辉煌的顶点,正是败落的开始。

暴露与遗忘

英国情报部门流年不利。1961年,它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纸头版,而这正是秘密部门之大忌。它毫无办法,因为媒体已经紧紧抓住了它裤子上的破洞,并且用放大镜反复照个清楚。

这年1月,一个从波特兰海军基地窃取机密文件的苏联间谍组织被破获了。偷窃情报的海军书记员哈里·霍顿出卖国家机密的原因单纯得可笑,开始是为了钱和色,之后则是被死亡威胁:“例如在你的门上设下暗器,或是给你寄一个打开就会爆炸的包裹。也许有那么一天,在你喝的茶里放了毒药。”情报部门在他的案件上几乎毫无贡献。霍顿被暴露的导火索,完全是因为他的妻子报复丈夫在外找情妇,所以向上级揭发他经常把海军机密文件带回家。她确实冤枉了自己的丈夫,那位所谓的情妇,正是苏联的接头线人。

5月,英国谍报人员乔治·布莱克被送上英国法院,在众目睽睽之下加以审判。庭审举证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抽在英国情报部门身上的一记鞭子。布莱克成为双面间谍的身份已经长达九年,但情报部门竟然浑然不觉,还把重要任务派给这位看似忠诚可靠的特工。

情报部门的颟顸无能激起了公众的愤怒。面对汹汹问罪指责,情报部门只得迅速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全面调查。六个月后,委员会提交报告,要求进行全面改革,在政府机要部门安插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定期进行安全审查,并为所有接触保密资料的政府雇员建立详尽的档案。在雇佣人员时,必须对其父母双方的国籍身份以及本人的政治倾向进行严密审查。

陡然收紧的形式,让在英国的俄国间谍不得不谨慎从事。昔日在情报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剑桥五杰”也飘零凋落。

最先暴露身份的是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他们被揭穿并不是英国情报部门的功绩,而是美国同行的协助。从1943年开始,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就在卡特·克拉克上校的领导下,对苏联发出的加密电报进行破译,这一计划被称为“维诺那计划”。1948年,部分电报破译成功,结果令人震惊,这些电报竟然是谍报人员与克格勃总部之间的往来电文。电文显示,苏联已经在全世界撒下了一张弥天巨网。在美国情报部门的要求下,英国方面协助调查。根据“维诺那计划”文件显示,一名化名“荷马”的苏联间谍已经潜伏在英国多年,而“荷马”正是麦克莱恩。

1951年5月,风闻消息的麦克莱恩和伯吉斯逃亡苏联。“剑桥五杰”的秘密旋即暴露,但当时尚不知一共有五人。菲尔比遭到怀疑,他故意用结结巴巴、哆哆嗦嗦的表现让审问者放松了警惕,安然脱身。直到1963年,随着情报部门的侦查加紧,已经改行记者的菲尔比借口出外采访,逃亡莫斯科。布伦特则被美国共产党人迈克尔·斯特莱特出面指证,只得向军情五处自首。但军情五处考虑到他丰富的间谍才华,让他继续留在部内为反间谍部门效劳。凯恩克洛斯虽然一时没有被发觉,但孤立无援的他也失去了掌控一切的能力。

苏联间谍在英国的黄金时代就这样没落了,之后虽然也有几次小型暗杀和情报泄密事件,但都已经不成气候。随着苏联解体,世界间谍舞台上的一大劲敌也黯然谢幕。1996年,英国政府甚至打算缩减军情五处对俄部门的规模和资金,理由是“没有必要”。

但如今,随着斯克里帕尔事件的喧嚣沸腾,一场新世纪的间谍大战或将拉开帷幕。至于这场戏是否会像冷战时代的那样精彩,只有那些尚未被逮住的间谍才知道答案。